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设立于1954年，是韩国设立中文系最早的大学之一。韩国外大不仅重视语言教学，而且重视文学教学，有一支精悍而实力很强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中文系现任四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正好是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四个方面：柳晟俊教授研究诗歌，朴宰雨教授研究散文，李永求教授研究小说，姜启哲教授研究戏曲。整个布局显得均衡、合理，而分工中又有交叉和渗透。
虽然只有四位教授，研究成果却非常丰硕。他们已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达几十种之多。主要的有：姜启哲教授的《元明清戏曲选》；李永求教授的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三种《短篇小说选》、《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论》；朴宰雨教授的《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理解》；柳晟俊教授的《中国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中国诗和诗论》、《中国唐诗研究》（上下，共1400多页）、《中国诗歌研究》、《清诗话研究》等。尤其难得的是，他们有多部用中文写作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出版，这就是柳晟俊教授的《王维诗研究》（台湾黎明书局，1987年）、《唐诗考论》（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王维诗比较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朴宰雨教授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虽说随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在中国出版中文学术专著的韩国学者日渐增多，但仍然是屈指可数。至于有关中国文学的学术论文，四位教授也是少则十几篇、几十篇，多则上百篇。
值得注意的还不在于研究成果的可观数量，而在于从中显示出他们鲜明的研究特色，其中包含着可供中韩两国学者共同借鉴的可贵经验。
韩国外大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实证的方法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四位教授中有两人在台湾获得博士学位，两人在台湾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又曾多次作为访问教授到内地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因而在治学方法和风格上，深受中国传统学风的影响和熏陶。研究中重实证，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事实的基础上立论，在平实中求创新。单从他们一些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不难看出他们坚实地立足于占有资料的传统学术路数。如姜启哲教授的论文《曲学小考》、《吴江派余流考》；柳晟俊教授的专著《唐诗考论》、论文《王维诗考》、《李商隐诗风考》；李永求教授的《京本通俗小说体裁小考》、《〈琴赋〉小考》、《嵇康诗考》等。即使是现代文学方面的论著也是如此，如朴宰雨教授的《中国现代韩人题材小说发展趋势考》、《中国现代小说里的韩人形象及其社会文化的情况考》等。他们对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规律的考察与分析，都立足于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因而没有虚妄和浮泛之病。朴宰雨教授近年来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即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题材小说的考察。这是过去不为人所注意、也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现成的材料非常缺乏，人们熟知的不过是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和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寥寥数篇而已。朴宰雨教授却先后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图书馆里查找资料，积数年功夫，终于钩稽出了三十多篇。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有关的论文，目前对这一课题正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柳晟俊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的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写出了《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等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韩国历史上的新罗时代，同中国的唐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关系，两国的诗人间也存在着珍贵的诗的交谊。柳晟俊教授细致地考察了韩国汉文学的鼻祖崔致远、宾贡才子同唐诗人顾云、三罗和芳林十哲之间的交往，从这一全新的角度比较、探讨了这些诗人的作品。在《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论文中，柳晟俊教授搜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不仅充分地证明了新罗诗人同唐代诗人的交游与诗谊，而且从《全唐诗》中找出二十多首新罗人诗，在唐诗研究和新罗诗人的研究上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他还以有说服力的事实，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杜、韩柳、欧苏的新结论。
这种学风的形成，同他们扎实的学术根基，以及广博的学问与修养有关。除了诗歌，柳晟俊教授还发表过《戴震与其古韵杂记》、《戴震之理想与转语》、《黄侃之古声疏考》等论文。而目前主要精力已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朴宰雨教授，也发表过颇见考据功力的《谭嗣同年谱考》。他的中文专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也是以实证为突出特色的。为了说明问题，他将两书的人物传记逐篇进行比勘，详细列表，考察了《汉书》对《史记》的承袭、取舍、增删等情况，不仅标明相关两书的卷次、篇名，而且还有“袭用情况概要”一栏，举出承袭和增删的具体内容。此表长达八十多页，不仅是本书立论的基础，而且还为后来的《史》《汉》比较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韩国外大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中韩沟通。韩国学者在考察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自然离不开他们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背景，用的是不完全同于中国学者的眼光；同时在用这种眼光审视中国文学时，又会很自然地联系到本国的文学进行思考。因此可以说，中韩沟通是一般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和自然优势。但对韩国外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中韩沟通还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这种沟通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韩中文学的比较。柳晟俊教授在这方面用力最勤。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有关论文外，他还有《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王维与申纬诗之诗画趣考》，以及新近在中国出版的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等。这种比较，不仅一般地涉及到诗的内容和风格，而且还从诗、画、禅几个方面开掘到了更深的层次。李永求教授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
中韩沟通的第二个方面，是着眼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思想文化的交流，而对相关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及两国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自1996年以来，朴宰雨教授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题材小说的论文，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外，还有《中国现代韩人小说试探》和《试论中国现代韩人题材小说》（中文）。近年来他又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韩中两国文学的交流史方面，已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发表了一篇论文《韩中现代文学交流上的不平衡问题》。
中韩沟通的第三个方面，是撰文总结、评述，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韩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这已经成了他们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类文章写得不少，单是用中文写作并发表在中国有关学术刊物上的就有：柳晟俊教授的《1995年以来韩国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之概况》（台湾《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998年），《韩国国内中国诗歌研究之概况》（南京大学《中韩文化研究》，1999年），《韩国国内唐代以前中国诗歌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南京大学《中国诗学》，1999年）；朴宰雨教授的《韩国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近十七年的情况简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1998年），《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海上论丛》，1998年），《韩国巴金研究的历史与动向》（江苏《中国雅俗文学》第一辑，1998年），《茅盾研究与其作品译介在韩国》（《茅盾研究》，1999年）等。这些文章都不是简单的介绍情况或罗列资料，而是表现了作者学术史的眼光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中韩沟通的第四个方面，是对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的译介。译介是一种文学交流形式，而译介本身也是一种研究。姜启哲教授翻译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中国戏曲史》等；柳晟俊教授翻译出版了老舍的《骆驼样子》、巴金的《罪与罚》；李永求教授翻译出版了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叶圣陶的《倪焕之》、《古代英雄的石像》、古华的《贞女》、方之的《在泉边》等；朴宰雨教授翻译出版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茅盾的《腐蚀》、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
韩国外大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是古今沟通，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姜启哲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古代戏曲，但同时也研究现代戏剧，发表过《中国新剧论稿》、《中国新剧与新月派》、《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剧运动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等论文。柳晟俊教授专攻中国古典诗歌，尤其在唐诗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硕果累累，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唐诗研究专家，但他也兼及新诗，对中国海峡两岸的现代诗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但他也写过不少古代文学的论文，除了上面提到的以“考”为题的几篇外，还有：《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响》、《钟嵘之〈诗品〉》等。
朴宰雨教授的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古代转向现代的过程，侧重点虽有所变化，古今沟通却是一贯的。他80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记》文学性的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但与此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80年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巴金的〈家〉和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文学与思想》等论文。90年代以后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题材小说及韩中文学交流史方面，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终止。
古今沟通就是注重文学传统，将文学作为一个历史流程来考察，上可以追溯源流，下可以体察趋势，在纵的贯通中将研究引向深入。这一点，韩国外大的中国文学研究经验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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